工寮比想像中乾净。一张木板床、一只铁皮箱、那座当书桌的木箱,墙上挂着铁路局发的月历和一件洗白的军外套。空气里有菸草、煤油和某种药膏的气味。
老赵从铁皮箱取出纱布和红药水。阿胜缩在凳子上,盯着自己血肉模糊的小腿,突然觉得委屈——若不是好奇心作祟,他本该在家里帮阿母焙茶。
「为什麽偷看?」老赵蹲下身,用镊子夹出刺入皮肉的荆棘。他的国语有种硬梆梆的腔调,像铁轨相叩的声音。
阿胜抿嘴不答。客家孩子不轻易对外人说话,这是阿爸教的。
老赵也不追问,熟练地清创、上药、包紮。阿胜这才发现,那双布满厚茧与疤痕的手,动作竟异常轻柔。
包紮完毕,老赵起身洗净手,从木箱上拿起那叠信纸。纸已泛黄,边缘卷曲,上头密布墨迹。
「是写给谁的?」阿胜忍不住问,话出口才惊觉自己用了国语——学校里被迫学的语言,他总说得别扭。
老赵转过身,煤油灯在他眼里投下两点摇晃的光。「给我儿子。」他说,然後补充,「如果还活着的话。」
雨在这一刻骤然倾盆,铁皮屋顶被砸出万马奔腾的响动。老赵拉过另一张凳子坐下,点起菸,开始说一个阿胜似懂非懂的故事:关於一个山东农家子抽壮丁入伍,关於徐州会战时左脸留下的刀疤,关於一九四九年那个混乱的登船日,他如何与怀孕的妻子被人潮冲散。
「她叫秀兰,该给你煮红蛋的月份。」老赵吐出的烟圈融入灯晕,「我上船时回头看,她被人群挤到码头边缘,手里挥着一条蓝帕子。後来船开了,有人跳海想游回去,海水是红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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